这周有几件大事。
第一件是面对死亡。
周二收到 buddy 的邮件，说 I 在周六去世了。而周六我们开会前她推迟了会议，就是去探望他，说他快死了。结果当晚就死了，一个患有癌症的老人。
我就见过他四次。十一月在迎新会的时候我见过他，后来在巴拿马住的时候也见了一次，有次还在去学校的路上遇到他，他也认得我。最后一次貌似是某个周一，我上完体育课，在公家车上遇到他。当时不想和他尬聊，所以就没和他打招呼。没想到那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。
buddy 说他眼观一切，但是却躲在一边，所以对他感情也有点复杂。但周六回来说起到他的时候还是流泪了。在迎新会的时候，我感觉他还是明显的白男，喜欢夸夸其谈。
周三是这个老人的最后见面会？上午去学校的咨询中心聊完，查了一下纪念馆不算很远，于是就走路去了。我去的时候没人，他就一个人躺在棺材里。老实说，一开始我还是有点害怕的，一来是这是尸体，二是我和他不太熟，而他现在看起来和我见到的完全不像。后来我又多看了几眼，留了言，就走了。
我之所以去看他，原因蛮多的。我刚好有时间，而且知道了这件事。还有就是弥补一下我不敢看奶奶的尸体吧。不知道他和癌症抗战了多久，我奶奶大概是和重大疾病抗战了两年，最后只剩一把骨头，还是缩成团的。我那时候很希望她快点去世，对大家都是解脱。
我和亲友关系都淡，我是感受不到很明显亲情的，即使我是我奶奶带大到学前班的。但是我觉得，死亡就是：没有任何可能性了。这个人再也不在了，你没有机会和他做任何事了。
有意思的是，那天我一大早收到一条来自 Martin 的信息。他退休了，起码有六十了吧。他年轻时在日本待了十年，认识了一个不会英语的中国老婆，决定生小孩后就搬回了英国。
他说今天本该是他儿子的 27 岁生日，但是他们在 22 年失去了他，自此他内里就碎了。他觉得我是一个很善良也能理解痛苦人生的人，所以想和我分享。我也不一定要回复，因为他知道很难回复什么。最后我回复了我上面提到的内容。我也没尝试安慰，因为不知道怎么安慰。丧子之痛是我一辈子都不会经历的吧，所以无法感同身受。
第二件是在学校 General Study Counseling Service 做了一次咨询。
我们谈了我的财政状况，谈了我的住房问题，还有学习问题。我一直以为这是心理咨询部，结果不是。她给了我一些建议，关于财政：写邮件给学费部门申请学费豁免；在联合社区的订阅邮箱发求职广告；去超市和路边帖求职广告；去各种商店上门求职。关于住房：申请宿舍；在社区找人求助。关于学习：尝试 25 分钟番茄钟；预约另一个部分的心理咨询，虽然已经排到两个月后了。
回去后，我按照她的建议做了一些行动。今天收到了一个类似专业的博后给我发邮件，告诉我某 IT 公司在招学生工。但是我还没写好简历，学校简历部门的人 13 号才上班，所以得再等等。
同时我也和 buddy 说了休学的事，因为即使学费豁免了，但是学业压力还是很大。但是分析下来休学就两个方法：需要照顾重病的家人；自己重病无法上学。比较符合我的就是找医生开单子，说我精神状况不好，需要休假。她给我推荐了她的家庭医生，说他经常做一些不是他范围内的操作，或许能帮到我。
同时 AI 也给了我一些帮助，两个可以寻求经济支持的教会，可以一次性拿到一笔钱，不高于一千欧。口腔科可以联系大学的口腔科教学组，他们基本只收材料费，比一般的诊所便宜，但是持续时间长。我已经写邮件问价格了，在等回复。
此时我一直告诉自己，不必过于焦虑，会有办法解决的。
第三件，参加社区的 plenum。说是全体大会，但是自愿参加，所以每次不定有多少人。
我周二发稿件给小组看了，他们说我要求可能有点超过这次会议需求。我又问了两个舍友，确定这次只是普通的议会，不是专门针对老登的会议。之后小组又开了一次会，我们确定这次只谈房租和接下来住所的事情。
anyway，大家读了我的指控都说好。等我下次给他们一击。
之前很多人都和我说即使是今晚的会议我也不必本人到场，我可以写一份声明让他们代言。我：这么小的事情，大家怎么那么紧张，德国人没看过市面。
事实上，周四晚开会时，我就说了两句话，还是忍不住哭了。在众人前、在会议上说，始终还是不同的。特别是我看到前白女舍友 V 代表他们公寓出席（因为公寓没人参加就得服务以后的会议三个月，所以 H2 特意交代我是代表她们公寓出席的。她生病了，所以出席不了）
忍不住，还是出去了一下。进去后，大家还在讨论我的事情，进展比我预期的多一点？例如 R 说不收我房租，交伙食费就好。小组帮我争取一个月的房租豁免，另外一个我认为爹的男的说三个月吧，但是老登的办公室朋友不同意。最后一番讨论，减免了六周。两周后我们会给大家一个如何处置这个房间的结果。
散会后，那个楼上爹过我的男的过来和我道歉（就是一上来就说你们应该先沟通，blabla。我最后告诉他中登威胁我的事，他都震惊了。），说上次我告诉他们被勒索和威胁的事，他没有做出合适的反应。blabla，他们公寓今年有人要搬走，但是具体不知道是什么时候，他很乐意我住进去。
之后我们去另一个公寓的厨房聊天，有几个此前我没聊过此事的人也在，我就顺便再多说了一些细节。有个女生还蛮好的，她在我离开会议的时候就说：又不是她做错什么，为什么是她得到处搬家。但是会上也还是有些人满冷漠的，包括那个老登的朋友。从程序上看，也还是有不短的路要走。
我感谢一个女生在会前给我发消息，对我的支持。她说：你让这个社区发生了变化，你可能会让它变得更好。
当然啦，我同学说的：如果这次把老登赶走，你功德无量。
我也大概想明白了，为什么在这种场合讲自己的糟糕经历会是一件很勇敢的事：因为你会接受到一些审判。
那晚上我不认识的人或者说没聊过天的人就三个，其中有个女生还是积极帮另一个公寓推进程序的人，所以我觉得她会是支持者。但是另外一些认识但是不熟或者不关心此事的人，我不知道他们怎么想，而且要求社区帮我付房租，其实也是用到他们的钱，即使摊下来很少。我们小组开会的时候甚至想过，如果有人问细节，我们就告诉他这次没有细节。庆幸的是，冷漠如此的人今晚没出现。
今天和 H 说我哭了的时候，她说很正常啦，她见过太多人在那里哭了。那种场合，哭是很正常的，不必羞愧。
今晚和支持小组开会，两个新的人参与了进来。他们说我上次发言太快，有些人没理解。buddy 当时还问其他人需要翻译吗，结果没人说需要。不过在会议记录里，buddy 和其男友较为详细地列出了对整件事的讨论，一些人就不能说听不懂或者不知道了吧。同时他们也在尝试其他的办法，包括在特别大会前发信给老登，让他自己看着搬走。如果他能搬走，那程序就缩短很多。关于信怎么写还得再讨论，也不需要我参与写作，因为我不会德语。
因为月底就开始考试了，目前学习状态还不是特别好，接下来也还是要搬家，所以还是有些紧张。但是我也告诉自己，即使挂科了也没什么，还是有补考机会。签证拿到了，成绩虽然重要但是没特别重要。德语学好了，出路总会有的吧。
最后分享一个社区信息商店组织的讲座，它主要是德语讲的，我一直都没太懂。之所以去就是现场听英语总比听播客好吧，沉浸式啊；顺便支持社区活动啊。
后来我趁结束前赶紧搜了一下，发现是讲的是格拉芬内克（Grafeneck）：“T4 行动”的第一站。散场后我用英语去问了一个主讲人，多了解了一些：
纳粹说他们杀死了九千多人，但是后来人去做统计，是一万多。
纳粹杀的是残疾人，且是当时在南部的残疾人，无论是不是德国人。因为残疾人无法创造经济价值，所以不值得活着（是不是很熟悉的论调？）。官方宣传的图画是一个男人，强壮无比，可以扛起两个男人，有个可能是猩猩。我告诉他北京的低端人口清除。
当天运输来的人当天杀，用毒气。受害者大概得经历 20 分钟的折磨才死掉。后来集中营从此精进了毒气，换了更厉害的。
附近住的人看到浓烟滚滚，所以开始抗议，还成功了。
那块地方现在变成了一个住宅区，还有一个 NGO 办公室，另一个年长的主讲人就在那里工作，住在旁边。在那里工作的，基本是残疾人。我问那个年长者几岁（他不会英语，得年轻男翻译），他 65 了。我问那你父母是不是见证者，他说他父母住在 13km 以外的地方，所以看到，但是他们那代人不讨论这件事。我问为什么，他说他也不知道，他提起他爸还会骂他。
我：噢，在中国，很多老一辈的文革亲历者也不谈文革。但是我想向家人了解文革的时候已经太晚，他们都不在了。